2025年对于那些带着“高学历”标签的人们似乎是有些“风雨飘摇”的年份。

前有医疗行业“4+4”及医学博士肖某婚内出轨事件；

后有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称：UCL）机械工程博士邹振浩震惊全球的性侵案。

在今年即将过半的时间点，又有类似事件发生：

清华大学博士后聂涛（化名）被指出在已婚有孩子的情况下还和不知情的异性相处，欺骗对方的感情，严重违反了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线。

高学历是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些令人难以启齿的事件也向我们证明了，学历并不能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的标杆。

当然，对于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后聂涛而言，问题远远不止在他自己身上。

根据报案人小墨（化名）表示，自己也是在硕博相亲平台上认识的聂涛。

对于他们这个群体而言，很多时候把时间放在了学业上，无暇顾及个人情感，只能借助这种平台的帮助；

这也为之后两人之间的不透明埋下了隐患——相亲平台只能提供一个相互认识的机遇，而并不能帮助人与人之间的了解。

原本的小墨对于聂涛的印象是典型的“高学历理工男”：其本人比较沉默，不善于表达，甚至有些腼腆，这让小墨感到比较倾心。

同时，其本身年纪轻轻就身兼“985硕博”、“清华博后”以及“硕士生导师”等多个标签；

也让同样有高学历的小墨冥冥之中有了更高的“学历崇拜”；

尽管后来证实其名校身份都是造假的，其实他的本科硕士都是普通学校的。

文化资本理论指出，高等教育文凭在当代社会已成为稀缺的文化符号；

而聂涛通过伪造学历，将教育资本转化为吸引异性的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

精心的“包装”和“人设”让聂涛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小墨的好感；

加之两人年纪都不小，聂涛在提出了结婚成家的想法之后，小墨就几乎笃定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了。

然而好景不长，细心的小墨发现，聂涛的私生活并不检点，经常和自己“玩消失”的他借口科研压力大，但却疑似同时在和其他人交往。

冷静的小墨没有立马发作，而是在一次借口拿到聂涛手机之后，在其中寻找相关线索；

终于，她发现在其和自己母亲的聊天记录中，看到了“儿子你看，我把你的小宝贝照顾得很好”这句话；

冰冷的文字犹如晴天霹雳，让小墨感到绝望。

之后，她保留证据向清华大学举报了聂涛，对方也遭到了记大过、退流动站和取消一切评奖评优资格的处罚；

重要的是，此事一出，他彻底“社会性死亡”了。

聂涛被举报后，清华大学将其标签为“渣男”，这无疑是从符号层面上强化了他的越轨身份；

社会学家贝克尔（Howard Becker）在他的著作《局外人》中写道：

“越轨不是行为本身的属性，而是他人对‘违规者’应用规则和制裁的结果。”

之后聂涛及其母亲恼羞成怒。

首先是聂涛，其居然恬不知耻，在网上曝光了包括小墨在内的自己同时交往的三位女性的手机号码，导致三个姑娘遭到了网暴。

他这种不顾自己名声，反而要将被害人“拉下水”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人格。

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克里斯蒂（Richard Christie）对此人格曾经做出过解释：

这类人善于通过情感表演构建虚假人设，但最终目的是操控他人。

如果仔细观察小墨给出的两人之前的聊天记录；

还可以发现聂涛很善于通过细小的表述差异乃至微信表情的运用降低小墨的心理防备，获取其信任。

当然，最令人大跌眼镜的还是聂涛的母亲。

其在儿子丑闻败露后对小墨满口脏话，“婊子”乃至“杀”等字眼随处可见。

这十分符合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提出的“过渡性客体”理论：其作为母亲，将儿子视为自我的延伸。

当儿子的社会评价受损时，其自然也产生了强烈的自恋创伤，进而通过攻击受害者进行心理防御。

也有人将其已婚已育情况下，还带小墨回家见父母的行为与中日友好医院的肖某作比较。

确实，这种一家人“打掩护”的惊人三观和行为属于煤气灯操控（Gaslighting）行为中的关键一环；

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Muzafer Sherif）表示，当操控者将受害者引入自己的社交圈时，会利用群体压力迫使受害者接受虚假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聂涛的漏洞很大，却让小墨误以为其“是奔着结婚去的”，这和聂涛父母的包庇不无关系，可以说他们一家人三观都不正。

在批判聂涛一家的行为同时，也希望更多女性擦亮双眼，慎重择人。

-The End -

作者-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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